魏晉時期的家族政治網絡

仇鹿鳴的《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其實并沒有超出陳寅恪先生以階級斗爭與升降看魏晉史的框架,只不過在細節處有所修正。這本書的兩大洞見是:一、司馬氏繼承了曹魏官僚的基本盤,并將之逐漸改造成晉臣,是以晉初并沒有像許多王朝開國時那樣氣象一新,反倒是世官世宦壟斷政權,新人寒素難以出頭;二、司馬師為晉室得國出力甚大,他的早亡引發了司馬昭與司馬師兩大支系對繼承權的爭奪,決定性的影響了晉初的政治結構與權力安排,并間接引爆了八王之亂的火藥桶。這些洞見都屬于哥倫布豎雞蛋,即那種別人不說不會意識到,一旦有人指出,就會發出這么簡單其實我也能想到,為什么就沒呢的感慨,實則是作者史料嫻熟,運用存乎一心的結果。

至于本書的錯憾,可能在一些枝節處有些問題。比如說作者修正陳寅恪魏晉嬗代是儒學豪族與閹宦余孽斗爭的范式,指出司馬氏雖然在東漢起受到儒學熏習,但并不專治一經,與兩漢經師迥異,認為司馬氏家族是東漢中后期興起的新興文化家族,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儒學豪族。

然而一來,陳寅恪對魏晉豪門寒族的階級分析是從行為規范,或者說門風是否遵從儒家倫理綱常角度出發,與是否治經毫無關聯。而且學問可以靠苦讀獲得,但生活方式與行為規范卻與經濟際遇,尤其是童年時的經濟水平有關,從此也更容易看出一人的跟腳或者說階級位置。二來,東漢經師博通諸經,西漢經師只專一經,因此司馬氏反倒是契合時代風氣。在書中,仇鹿鳴先生還例舉司馬氏家長愛讀《漢書》,認為這是他們注重事功與當時風尚不同的例子,但《漢書》在東漢地位甚高,為其注解者不勝枚舉,有學者認為在三國時幾乎有經書一樣的地位。

所以司馬氏家族似乎并非如作者所言,只是剛浸染儒風的新興地方豪族,反而可能像同樣不專治經學的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一樣,在東漢末已是典型的儒學豪族了。但作者有一點沒說錯,在司馬懿之前,司馬氏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河內地區,仕宦姻親都在郡縣,而司馬懿日后能夠出將入相,乃至獨攬朝政,為魏晉易代奠定基礎,依靠的是他與曹魏親貴密切的交往、共事與聯姻關系。

司馬懿加入曹操集團時機偏晚,當時曹操即將完成統一北方的大業,其政權吸納人才的工作已趨完成,因此《晉書》對司馬懿入仕時的記載極不可信,此時司馬懿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曹操沒必要在他身上花費多少心思,這一敘事的根本目的是塑造一個視司馬懿為寇仇,心懷疑忌,多次欲除之而后快的曹操形象,以洗刷司馬懿身為曹魏元老重臣,身懷托孤重任,卻篡權奪位的不忠不義。

直到奉曹操之命,加入曹丕幕府后,司馬懿才獲得時來運轉的機會。司馬懿為曹丕奪得與穩固世子位置出力甚多,因此作為曹丕親信和朋友,深獲信重,隨著曹丕繼位、禪代更是水漲船高,一路順風順水成為舉足輕重的高官重臣,在曹丕臨終時更與陳群、曹真同受托孤之命,輔佐魏明帝。

在此期間,司馬氏家族與曹魏勛貴元老建立了交往關系,成功躋身其中,被其接納,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也加入了由曹魏功臣后裔組成的名士圈,與貴戚公子同游。這固然是因為受曹丕寵信,但也脫離不開司馬氏在生活作風上與頂級士族共享同一價值觀的因素在。魏晉所謂儒(生)法(吏)斗爭實則在文帝、明帝時期就已決出勝負,曹操倒行逆施,對歷史的反動,終究擋不住時代洪流,在他死后便被沖刷干凈,曹氏宗族也迅速士族化。

在明帝時,司馬懿更是在曹真去世后獲得都督關中,染指軍權的機會。他在關中坐鎮多年,關中諸將多是其舊部或受其提攜,其在關中的人際網絡是支持司馬氏代魏重要的政治籌碼,日后淮南屢生變故,關中形勢卻一直保持穩定,這使得司馬氏從未面臨過腹背受敵的局面。而司馬氏與東海王氏、泰山羊氏的聯姻,使司馬氏進入漢末一流名士的通婚網絡,以及隨著司馬懿權位上升,獲得開府辟舉之權,舉薦辟召人才,構筑出一個非常強大的權勢網絡。

這個網絡是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的依仗之一,齊王芳繼位后,朝政被曹真之子曹爽把持,他排擠司馬懿,推行改革損及元老重臣的利益,使司馬懿與元老重臣們達成一致,在隱忍多年后發動政變,掌握政權。但正如作者所言,這個權勢網絡并不會自行幫助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因為該網絡是君臣名節之下私人恩義的結合,一旦司馬氏試圖篡位自立,私誼與公義之間便會爆發劇烈沖突。事實上,元老們支持司馬懿政變只是為了匡復朝政,在司馬懿食言而肥,夷除曹爽兄弟與家族時,便招來元老們的激烈反對。日后更有不少昔日參與過高平陵事變的元老,為鏟除司馬氏而私下謀劃。另一方面,司馬懿的人際網絡與曹魏其他功臣的人際網絡不無重合之處,因此在與手握軍權的重臣發生沖突時,網絡里的其他人就必須考慮站隊問題了。

由于吳蜀窺伺在側,司馬氏并沒有條件實行大清洗,只能試圖通過將魏臣轉化為晉臣的方式完成嬗代事業,只不過沒多久司馬懿就死了,將問題拋給長子司馬師。司馬師是穩固司馬氏政權的關鍵人物,他的才能在高平陵之變中顯現的淋漓盡致,如果沒有他的謀劃,以及掌握的禁軍部隊與陰養的死士,政變不可能成功,而他的早逝與對晉室的貢獻又埋下了日后繼承權爭奪的危機。

由于在帝制社會,只有君主的權力可以世代傳遞,大臣的權力來自皇帝授予,而司馬師的執政是權力在權臣家族內部傳遞的結果,因此他首要解決的是合法性不足的問題。由于對外戰爭失敗,他只能通過加強對內嚴密控制的方式來保持自己的權力。

是以他吸取曹爽教訓,不輕易改革舊制,維護曹魏官僚階層的既得利益,為穩固權力贏得寶貴時間,但對敢于挑戰者施以鐵腕手段,以震懾人心。同時培養出一支支持自己完成嬗代的政治力量,司馬師繼承了司馬懿的權勢網絡,吸收了許多曹魏功臣弟子作為其集團的核心力量,同時又辟舉名士與寒人進自己的霸府。于是一方面使曹魏基本盤轉投司馬氏,另一方面又使新進的才俊歸于司馬氏的私門,并逐步用霸府政治取代朝廷的日常運作,使鼎革之勢在不知不覺中形成。

作者指出,從司馬懿起,司馬氏集團就實行外寬內忌的政策,在嚴厲懲治淮南三叛和夏侯玄、李豐這些公開反抗行動的同時,對朝中大臣相當寬容,甚至容許他們表現出留戀故主之心,以爭取人心,但又絕不容許其對司馬氏的專權構成威脅,一旦言行逾越邊界,便會遭到毫不留情的整肅。但另一方面,司馬氏在整肅他們個人的同時,卻盡量減輕其中累及家族的成分,試圖繼續維持司馬氏家族與這些家族的良好政治關系。因此,他們個人盡管得罪于司馬氏,但并沒有危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其原由,在于司馬氏家族與其政敵同樣依附于曹魏的政治權勢網絡,彼此株連蔓引,無法分開,司馬氏無法在大規模清洗的同時不損害到自己的政治根基,更何況外敵窺伺在側也不可能大清洗。是以司馬氏只能在鎮壓反抗的同時,將其單獨摘出,盡可能避免株連反對者家族及其姻親,保全他們的政治利益,從而維持政治網絡的穩定,和官員們對司馬氏的向心力。

由此,我們便可理解西晉開國家族緣何暮氣沉沉,毫無清新氣象,同時也能理解伐蜀的功臣鄧艾、鐘會,伐吳的王濬、王渾的差別待遇:鄧艾、王濬雖然是伐蜀、伐吳的首要功臣,卻是魏晉統治階級的邊緣人物,而鐘會、王渾卻與司馬氏家族關系密切,有著共同的權勢網絡、文化取向與利益訴求,因此雙方發生爭執后鄧艾冤死,王濬遭有司構陷,被同氣連枝的士族集團共同打壓。同樣的,晉室愿意給出身世家的諸葛誕平反,并密切期望與諸葛氏和解,卻從未想過給素人出身也涉及淮南叛亂的毋丘儉平反,個中緣由,不問自知。

司馬師短暫數年的執政,穩固了司馬氏的統治,確立了將魏臣轉化為晉臣的趨勢和世家大族壟斷政權的基本格局。但另一方面,他的猝死也同樣強化了士族政治的局面,并引發司馬氏集團內部針對繼承權的沖突。由于他的早死,使得司馬昭必須從頭建立自己的執政合法性,因此更不能與勛貴元老發生沖突,盡量滿足他們的利益需求。雖然他后來通過伐蜀成功獲得威望,但隨著高貴鄉公以自己的性命與晉室的政治聲譽同歸于盡,使得司馬昭背上弒君的惡名,只能由其子司馬炎來完成政權禪代。而司馬炎與其父類似,繼位時也迫切需要與士族妥協,名為開國之君,實為守成之主。

假設司馬師沒有早死,雖然他不可能損及自己的政治基本盤,但晉室在與世家大族打交道時無疑會有更多的主動權,同時權力也可以平穩的交給齊王司馬攸(司馬師無子,于是從司馬昭那里過繼其次子司馬攸)。司馬昭上臺后,因為司馬師有大功于晉室,他的繼承人齊王攸在朝廷內外有相當多的支持者,因此在司馬炎與司馬攸間考慮了很久,最終還是選擇了司馬炎,將自己的家系確立為晉室正統與主干。

隨著君臣名分已定,一切本該塵埃落定。然而司馬炎的笨蛋長子,日后的晉惠帝司馬衷智力魯鈍,并被人們日漸周知,導致繼承權爭議又起,有宗室賢王形象的司馬攸再次受到眾人擁戴。是以在咸寧二年,由于武帝突染疾疫,幾致奄奄一息的時刻,朝野上下出現擁立齊王攸的一系列政治密謀,直到武帝康復。

在仇鹿鳴看來,由于靠長幼之序武帝才得以繼承權位,所以他明知長子愚鈍,也不愿意更替皇儲,因為這會否定其在位的正當性,而為了維護自己一系的皇位繼承權,咸寧二年,而不是伐吳成功的太康元年,成為西晉政治真正的轉折點,武帝從一個政治的平衡者,變成政治的主動介入者,乃至西晉真正的統治者。

一如我們之前提到的,武帝在其繼位的前十年是個弱勢皇帝,只能沿用司馬昭的政治班底,在功臣、宗室中做平衡,尊重原有的政治格局,維護所有人的既得利益,但咸寧二年瘟疫與群臣政治密謀帶給他的沖擊,使他為了維護繼承權而不擇手段。

首先,武帝打破曹魏以來慣例,引入外戚勢力以加強皇權,以咸寧二年十二月楊俊封侯為標志,意味著外戚勢力從此登上政治舞臺。然而楊俊雖然出自漢末大族弘農楊氏,卻是其邊緣的一支,其本人又粗鄙無文,根本無法融入當時名士清談交游、由儒入玄的文化風尚之中。

其次,武帝在咸寧三年后調整封國,削弱齊王攸的聲望與勢力,同時在咸寧二年后突然開始積極籌劃伐吳,通過太康元年伐吳勝利獲得的能比肩父祖的巨大威望,在太康三年強令齊王攸之國,將其逐出朝廷中樞,以斷絕群臣之望。

然而盡管武帝此時威權橫壓當世,這個命令卻激起了大半個朝廷的抗議,幾乎所有的重臣都表示反對,他們并非是支持齊王攸為太子,而是不希望外戚、宗室、功臣勢力平衡的政治格局崩壞。武帝與群臣互不讓步,彼此陷入僵持的對立局面,以至于素以優禮甚至放縱大臣聞名的武帝,唯一一次表現出要處決大臣的姿態,而且要一次誅殺八名上書的大臣,這表明他要不惜一切,也要放逐齊王攸,替太子消除隱患。

雖然此事以齊王攸暴死而不了了之,然而朝廷涇渭分明的分裂成同情齊王攸的多數派與支持武帝的少數派,從此直到死去,武帝都只傾向重用少數親信,乃至只信任外戚楊氏,使原本便僵化封閉的西晉政治更加狹隘化。而楊俊等人作為此次事件的策劃者與最大受益者,則徹底失去物望,遭到朝廷百官的集體敵視。

仇鹿鳴指出,外戚楊氏一方面作為異質存在,無法融入西晉政治網絡,另一方面在失去宗室、功臣的制衡,又是皇權最大的威脅,一如東漢故事。然而晉武帝一生都在他被過繼給伯父司馬師的兄弟齊王攸的陰影當中,導致目不見睫,沒有意識到身邊的危害。

太熙元年,晉武帝駕崩,將其有害的遺產留給后代。外戚一家獨大的格局與智力欠佳無力駕馭失衡政治局面的繼承人,仿佛導火線緩緩燃燒的火藥桶,等待宮廷政變與軍事沖突將其引爆,然后將西晉王孫同歸于盡后的全新世界,留給更富有生命力的蠻族武士和他們的首領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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